北京百家佛寺寻踪 内容简介

北京的佛寺无论是存在的数量，还是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在全国都首屈一指！
为了及时地保存历史，定格住北京佛寺的现有面貌，我们历时四年，完成了这本《北京百家佛寺寻踪》一书。本书立志于搜集有关北京*著名的百家佛寺的相关史籍文本，通过走访见闻，在史料上以求其全，在建筑上以求其实，在书写中以求其趣，将各家佛寺的历史传承，民俗故事以及现有风貌一一记录在案，特别是通过实地拍摄的照片将百家佛寺在2006年至2010年间的形态固化下来，以求百年后，仍有一本档案式的书籍可供后人寻找当年这些佛寺的蛛丝马迹。
全书共记录了北京市的一百家佛教寺庵，其中寺庵96所，加上雍和宫、西天梵境、宗镜大昭和万佛堂四家，合计为百家。在百家佛寺的寺名目录中，以括号方式记录的是这些佛寺的惯用俗称以方便查询，无括号方式合并记录的则有三家，分别是智珠寺、恩慕寺和翠微山龙泉寺，这些寺庙因与所记寺庙密不可分故而一并以记之。此外，还记有佛寺所属的三家洞窟，分别是宝珠洞、宏业洞和孔水洞。此外虽然北京佛寺中佛塔众多，但考虑到主线为寺故将诸佛塔均以寺为单位加以记叙，不再另列名称目录。
在行政区划上，北京的百家佛寺涵盖了北京现有的十六个区县，每个区县至少一家，多者如海淀区达十八家。区县的顺序以北京紫禁城为中心，呈逆时针方向排列。北京内城共记录佛寺六六三十六家；外城共记录佛寺八八六十四家，两项合计一百家，依次是：东城区12家，西城区24家（含原宣武区8家，崇文区4家），以上内城36家；朝阳区2家，海淀区18家，石景山区12家，丰台区2家，门头沟区7家，房山区8家，大兴区1家，通州区1家，顺义区1家，平谷区2家，密云区3家，怀柔区2家，昌平区3家，延庆县2家，以上外城64家。为求快速检索佛寺，本书还以笔画与拼音两种方式编列了检索目录，其中也包括了对百寺中一些带有俗称的佛寺名和著名胜迹名，可以帮助您尽快找到所想了解的佛寺。
为求趣味性，同时也为补齐各家篇幅，在本书中结合北京佛寺的相关内容，特意书写了29篇百纳文，其中10篇佛教文化，19篇杂谈，这些百纳文不仅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些解读佛寺史实文化的线索，也可以增长佛教知识与见闻。
本书共计166868字，收藏有实地拍摄的照片483幅，所有照片均为克服万难亲自走访时实地所摄，其中凝聚着不少的心血与汗水，这些照片全为原创所摄，没有一张使用网载照片，仅有数张如“乾隆皇帝像”这样的辅助性资料照片除外。本书的史实资料尽可能地博采众家之长，引用转述书籍38本。
希望这本《北京的百家佛寺寻踪》能够带领您进入北京城数千年的佛教历史浩罕之中，体会到北京历朝历代与佛寺相关的人与物的悲欢离合，享受到中国都城佛教文化的辉煌与荣耀，也期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在此浮燥的时代，既有知识更有文化，不忘记中国数千年文明的伟大遗产，更应延续中国人深入骨髓的中华民族之精、气与魂，牢记历史，传承文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开创中国的万年盛世！

北京百家佛寺寻踪 本书特色

全彩页，收录有实地拍摄的照片近500幅，有百家佛寺地址和快速检索目录，可辅助进行人文旅游。

北京百家佛寺寻踪北京百家佛寺寻踪前言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据传潭柘寺始建于西晋（265—317），当时尚还没有形成现在的北京城，但北京城的雏形燕、蓟之地均已建城。东魏元象元年（538）幽州刺史尉长苌舍宅兴建的尉使君寺是目前所知有具体创建年代和可靠史实的北京地区*早兴建的一座佛寺。隋唐时期，北京城有佛寺历史记载的有云居寺静琬刻经，隋炀帝萧皇后施绢千匹资助；唐太宗征讨朝鲜回国，在幽州建和平寺、悯忠寺；武则天敕建大云寺。在唐代，北京建寺近百座，幽州城区有寺庙近20座，著名者如悯忠寺、宝集寺、崇效寺、胜果寺、天王寺等。唐朝形成了幽州城区、房山白带山与今天津市蓟县盘山呈三足鼎立的佛教寺院集中分布态势。
辽代开始，北京正式建都，称南京，从此开始了佛寺在帝王推动下的逐渐兴盛。据《契丹国志》记载辽代燕京“僧居佛寺，冠于北方”。辽圣宗、道宗都亲自参加佛教活动，并形成了辽“八大水院”等一系列佛寺，此时禅宗十分盛行。
金代，北京是金中都，在金熙宗、世宗主持下寺庙兴建出现了两次高潮，所建寺院规模更加宏大，新建寺院有大庆寿寺、万寿寺、圣安寺、大觉寺等。
元代，北京称为大都，由于元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尊奉藏传佛教的活佛为帝师，登基时要从帝师受戒，在位时都要兴建几座寺庙纳福，所以，元大都兴建的藏传佛教寺庙数十座，如忽必烈建大圣寿万安寺(今妙应寺)、元成宗建大天寿万宁寺、元武宗建大崇恩福元寺和大承华普庆寺、元仁宗建新华普庆寺、元文宗建大承天护国寺等。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和尚出身，永乐皇帝朱棣又是在名僧姚广孝辅佐下夺取了大明江山，首都北迁北京后，明皇室中以永乐帝、孝定皇太后为首的一大批帝王嫔妃十分推崇佛教，所以寺庙建造更加兴盛，加之明朝宦官建寺修来世成风，所以明代北京建起了真觉寺、大慈恩寺、大兴隆寺、大能仁寺、慈寿寺、法海寺等，北京城的寺院数量达到了千余所。
及至清朝，入北京城的开国皇帝顺治相传出家为僧，此后康熙、雍正、乾隆均信佛参寺，使得北京城的佛寺更加繁荣兴盛。清《乾隆京城全图》中北京城标有胡同1400条，但内外城寺庙却标有1207座，几乎每条胡同都有寺庙，其中仅供奉观音为主的观音庵有87处、白衣庵21处，总共就有108处，居众庙之首。这个数目还没有计算清代大量散布在北京城郊的佛家寺庵。
民国时期，北京对寺庙共进行过三次调查登记。1930年全北京共登记有各类寺庙1734处，1936年为1135处，1941年降为783处，其原因是不少寺庙年久失修或被改为民居。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九月出版的《北平庙宇通检》中，有史实记录可查的寺庙共计949家。上述统计的寺庙数目中包括有道教、儒教和祠、坛等非佛教宗教场所，但其中佛寺数量均占绝大多数，故至1949年解放时，北京的佛寺应该存有五百家左右。
北京的佛寺之所以能保持如此大的数量，长盛不衰，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其一，中原王朝的三次“灭佛”法难均没有波及幽州地区。唐武宗“灭佛”，幽州处于河北藩镇割据，对此诏令没有认真执行，反而促使关中、河东等地的僧人纷纷拥入幽州避难。五代周世宗再度“灭佛”，当时的燕云十六州已割让给契丹（辽国），故不在后周管辖下，又使大量中原僧人逃往幽州。三次法难非但没有使北京的佛寺遭到打击，反而使大量的佛教人才流入北京，兴盛了北京的佛教流传。其二，北京作为首都，帝王将相长住其间，当物质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追求精神文明，特别是通过信佛参寺来表达对今世的祝福和来世的祈愿。上至皇帝、太后、贵妃，下至达官贵人，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后代子嗣的太监宦官而言，建寺信佛可求为来世积福，更可以以此圈地建起宏大的生后墓园，故而修建寺庙十分兴盛流行。其三，北京作为首都，处于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中心，佛寺的兴盛不仅可以帮助帝王加强政治外交，也可以从文化上教育奴役平民百姓。而全国的经济活动均集中指向北京，所以北京有很多官场和商场上的不义之财也促使当事人为求心理平安，将大量金钱用来投资建寺，倡导慈善事业。此外，北京城地处北方，气候干燥，木构建筑容易保存，而全国各地的优秀工匠又齐聚首都，这些都十分有利于北京建筑和保存佛寺，使得北京城的许多佛寺得以传世不灭。
北京佛寺对促进国家的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传承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政治上，清朝时期，雍正皇帝用嵩祝寺、智珠寺和法海寺来安置蒙古章嘉呼图克图；乾隆皇帝通过建造西黄寺、宗镜大昭等接待来访的达赖、班禅等诸位活佛，以此稳固拉拢与其的感情，巩固了对西藏、蒙古等边远地区的统治。经济上，由于中国的商业并不发达，北京佛寺庙会就起到了搞活经济，促进商业交流和推动娱乐发展的作用。据民国初年统计，北京城内及郊区共有庙会36处，其中土地庙、隆福寺、白塔寺、护国寺、花市集、海王村公园、东岳庙合称“七大庙会”，*热闹的要数东城隆福寺庙会和西城护国寺庙会，并形成了“东庙”和“西庙”之说。文化上，北京佛寺有其建筑风格的演化，也有宗教内核的变迁。北京的佛寺是汉、藏佛教兼容并存的，在宗派归属上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据《松漠纪闻》载：“（金中都）燕京兰若（寺庙）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宗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金代末年，律宗与禅宗易位，禅宗大盛。但至元、清两代，藏传佛教受到帝王推崇，喇嘛教盛行。至清中后期，净土宗兴起，汉传佛寺往往成为禅净合一的寺院。据1928年统计，北平城有宗派可查的佛寺408所，禅宗的五大宗派均有一席之地，其中临济宗*盛，以249所占首位；贤首宗61所；南山律宗45所；法相宗6所；其余还有其他各种流派。
解放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北京佛寺的破坏十分严重，佛寺的数量锐减，及至文革结束，大多数的佛寺已破败不堪，只剩残垣断壁。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人文方面的进步促使国人逐步重视对北京佛寺的重修和保护，不少佛寺得以浴火重生，焕发出不朽的光芒。但由于文化的断代缺失，世人对北京佛寺的历史和人文价值仍知之甚少，现今能够在北京找到遗迹的佛寺约在二百家左右，但也有更多的佛寺正随着土地的利用开发，正在逐步走向衰亡，在不久的将来其中的许多佛寺将会无迹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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