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内容简介

所谓新路子、新方法，其实就是许多人都常说过的历史比较法。这个方法并不新，20世纪在中国音韵学的研究中，已经显示出威力。在神秘深奥的傅统音韵学的基础上，用这种方法创建成一门真正的科学
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法，应该怎样做，我曾经过多年思考，并同几位同志讨论过。我认为：
**，研究汉语语法要把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结合起来，在操作时二者又要严格加以区别。
第二，方言中的语法材料需要大力发掘，应用于历史比较研究。方言是历史演变中的活化石，可以弥补历史文献资料的严重不足。如果这项材料充分发掘利用起来，可以使语法研究的面貌大为改善。
第三，利用汉藏语系亲属语言的语法同汉语作比较，是另一条新路子。
第四，要充分继承傅统语言学研究的成果，要充分掌握文献资料。中国的傅统语法学包括在文字训诂学中，《苍》《雅》之学是研究中国语法学（包括语言学）的基础。这个基础打不好，不中能出高水平的成果。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本书特色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是一本论文集，收录作者二十年来对上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成果，有实词，有虚词，也有句法，内容大多涉及上古语及上古语法中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上古汉语语法研究》是作者十余年来的语法论文集，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有效地结合了起来。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上古汉语语法研究前言

序《上古汉语语法研究》在几位朋友的的督促下，终于把作者十余年来的语法论文结集出版了，很好。这项研究是我近二十年来关注的汉语史研究的一部分，所以看到这成果，特别感到高兴。二十年前，我曾申报过一个编写“汉语史”的科研项目，计划在二十年内同我的学生共同完成这部著作。有个大致的分工，方有国和冯英两人负责语法史的研究。希望能写出一部有较高水平的汉语语法史。现在看起来，当时的确过分低估了这项研究的难度。现在他们两人都已在这项研究中摸索出新的门路，出版了各自的专著，虽然这距离原来设想的目标还远，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在语法研究中摸索出一条新路子、新方法，这是很可喜的事。所谓新路子、新方法，其实就是许多人都常说过的历史比较法。这个方法并不新，20世纪在中国音韵学的研究中，已经显示出威力。在神秘深奥的传统音韵学的基础上，用这种方法创建成一门真正的科学。但是，在音韵学以外，文字学、训诂学、语法学，是否也能运用这个方法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这些年的主要精力是在研究汉字发展史。去年和方有国写完了《汉字发展史纲要》一书。我自己觉得，这项研究的完成，实际上是历史比较法在汉字研究中的应用。历史比较法是研究语言文字的一个重要方法，但因研究的领域不同，方法也不完全一样，所以需要摸索、创新。关于汉语语法研究，早的且不说，从《马氏文通》算起，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马建忠以後，汉语语法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许多语言学大师为这项研究费过心血，毕身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这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非常宝贵。这些成果，无论可取与否，都对今後的研究有用。他们都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探索。他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论点，尽管很不相同，但从研究方法的应用和探讨方面，都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发。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审查前人的语法研究，可以大致看出，这一百年的语法研究，都在不断地探索历史比较法的运用和完善。例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用拉丁语法的框架同古汉语作比较，根据其异和同建立了**个汉语语法框架，後来有人挖苦他，说他的著作是“拉丁语法汉证”。也有些人说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是“英语语法汉证”。这种批评其实有失公允。中国本来没有完整的语法学这门学科，在开始使用比较法时，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弊，本不足怪。马建忠也注意到了汉语历史的变化，只是没有当作一种方法来应用，20世纪50年代以後，丁声树、朱德熙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现代汉语语法，成就很大。但是割断了汉语发展的历史，就无法解释现状。吕叔湘先生在历史比较法的应用上费过很多心思。他在这方面的论述很重要。历史比较法，实际上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完整的方法，既要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语言的发展变化，又要利用中、外、古、今可资比较的语言现象加以比较，这二者结合运用，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这种方法已经在其他领域应用过，也已经做出显著的成绩。除中国音韵学以外，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的材料研究上古史，创立了利用考古材料与文献资料相比较的“二重验证”法，使上古史的研究跃入一个新阶段，也是这个历史比较法成功应用的范例。 ……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目录

上古汉语语法研究 节选

class=big14>提要：本文考察上古早期名词“所，”向指示代词，“所”转化的过程和理据，论证独用“所”後面加动词形成*早的“所+动”结构，使两种语境的；“所”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结合金文、《诗经》、现代汉语方言和漠藏语系亲属语言，证明“所+动”为“中+定”语序，揭示其名词性、多义性，定语灵活自由性和被动性等语法特点及原因。进而对其发展式“所+介+动”、“所+动+者”、“所+动+名”的形成、内部结构关系和“所”与“者”、“名”语法功能的相互变化作出理性阐释。文中还指出了现在通行的代词说和助词说的不足。
关键词：上古汉语；“所”字；所宇结构；演变；後置定语
分析所字结构，19世纪末《马氏文通》有“所”为“接读代字”“或隶外劲，或隶介字”而“必居宾次”的解释”；20世纪20年代初，陈承泽提出“‘所’字乃助字之含有指示作用者”。马氏和陈氏的分歧发展下来，形成了今天代词说和助词说的对立。此外，上古汉语独用“所”和所字结构的“所”有无关系?“所+动”是怎样形成的?如何分析内部结构?“所+介+动”、“所+动+者”、“所+动+名”等结构怎样产生?内部层次如响?“者”的词性和作用是什麽?所字结构何以能够进入被动句，形成“为+名+所+动”被动式?等等。这些问题也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本文从语法发展出发，考察上古“所”字的词性演变，各式所字结构的形成及其内部结构关系和语法特点，试图弄清楚所字结构和独用“所”的关系及上述其他相关问题，使“所”的词性和语法功能归于一个有序的发展系统，并对代词说和助词说提出不同的看法。
摘要：于省吾先生分析《诗经》的“止”，认为虚词“止”是汉代学者窜改未尽的古文“之”，当其作指示代词和语末助词时，功能与“之”同。实际上指示代词和语末助词“止”都从动词“止”发展来。用作指示代词，“止”、“之”异词同义；用作语末助词，“止”相
当于“矣”。从字体上看，“止”、“之”区别较明显，“止”非古文“之”。
关键词：《诗经》；虚词；指示代词；语气助词；异词同义
中图分类号：H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 (1999) 05—0111—(05)
于省吾先生在《(诗经)中“止”字的辨释》一文(以下简称《辨释》)中穷尽性地辨析了《诗经》的“止”字，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实词“止”字是“止”字之讹，其容止、
止息诸义由足趾本义引申来；虚词“止”除传统的语末助词外，还有作定语和宾语的指示代词等见解，独到精辟，令人信服。但《辨释》认为，虚词“止”字是汉代学者不能尽识窜改未尽的古文“之”，其指代作用和语气特点完全等于!“之”，这一点还须斟酌。《诗经》的虚词“止”跟实词“止”有着密切的关系，跟“之”；的语法特点不完全相同。下面我们不揣浅陋，谨就《诗经》中虚词“止”的形成、特点及其与“之”的关系，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
一、指示代词“止”由动词“止”发展来
《诗经》的指示代词“止”如《大雅·公刘》“止基乃理……止旅乃密”等“止”。《辨释》认为其字作。止”是古文“之，，字的隶定，应释作指示代词“之”。
的确，“之”在先秦汉语中常用作指示代词，据此将“止”释作“之”，在词义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止”可能不是古文“之”。《诗经》一部分“止”本身也是指示代词，由动词“止”发展演变来。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看看先秦汉语中其他指示代词的来源。
黄盛璋先生曾深入研究过先秦汉语指示代词的来源。他联系时空观念考察，指出那时指示；代词的来源“大半跟时间观念有关，一部分跟空间观念有关”川。与时间观念有关的如“是、时、其、兹”等。“是”字从日从正，“正”表示两足正立，“一”所以齐之；人正立时太阳正在其上相值，以此用来表示时间的“吟”；“今”就是时间上的“此”，于是拿来作近指代词。《说文》：“今，是时也。”即拿近指的“是”；来训时间的“今”。“时”作指示代词多见于《尚书》、《诗经》，这个字甲骨文上从之下从日(下文用“时”代替)，义为“今日”夕如“口亥卜，王燕口时车吉。”(《殷墟书契前编》VI，43，六)。孙海波《古文声系》：
“时，是日也。从日之声。”是日就是今日，也即此日，引申作近指代词。“其”在甲骨文中可以表示“将来”义，如“癸酉卜，乙亥不风?乙亥其雨?”(甲2999)这个词利用将来的观念，发展出远指代词。兹，从甲骨文起，既表时间，又作指示代词。卜辞中“兹日”、“兹夕”跟“今日”、“今夕”同样普遍，“兹”即“今”，也即；“此”。《诗经》“时代“兹”还用作指示代词，自《论语》以後变成一个古字眼。
舆空间观念有关的如“此、彼、之”等。“此”字甲骨文(如《粹》380)和金文(如余冉饪、居般等)左边从止，右边从人，黄盛璋先生解释其意义：“人开始行走尚未离地，後足留止
之处表这裹。”按：此解有道理。《说文》：“此，止也。”留止不动，属空间观念；指留止之处则转为指示代词。彼，《说文》：“往有所加也。”字从彳，与走路前往他处有关。前往属空间移动，由此及彼，遂引申为远指代词。“之”作指示代词兼有近指和远指功能。近指如“之一日其雨?”(《卜辞通纂》422)远指如“之日允雨。” (前Ⅶ，36，二)有的学者称这种、‘之”是泛指。黄盛璋先生认为“之”作指示代词与时间观念有关。我们认为，*初可能和空间观念有关。“之”本义为“往”，甲骨文像两足离开此地他往之形。他往义和“彼”字义略近，遂同“彼”一样，引申发展为远指代词；将要离开而尚在此地，由此又引申发展为近指代词。
《诗经》中有“数+斯+名”结构，如《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的“百斯男”。类似的结构在《诗经》中还有四见：《小雅·甫田》：“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大雅·下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於万斯年，不遐有古”。
“数+斯+名”结构很少见于先秦其他典籍。其中“斯”字历代解释分歧。汉代毛亨、郑玄解“百斯男”为“百子”，郑玄解“千斯仓”、“万斯箱”、“万斯年”分别为“千仓”、“万箱”、“万年”，均视“斯”为无义助词或衬音词。唐代孔颖达解《甫田》《下武》两例同毛、郑、解《思齐》“则百斯男”为“则生百数之此男”，“斯”释为“此”，前後不一。清代王引之《经传释词》：“‘斯’犹‘其’也。”王氏视“斯”为代词。今人裴学海先生主张“斯”相当于“之”，是连词(或称结构助词)，他批评王引之的解释“失之”。王显先生认为；“斯”是重言的标志，“百斯”、“千斯”、“万斯”犹云“百百”、“千千”、“万万”。其他还有不少解释《诗经》的，或发挥毛、郑的观点，或沿用王引之的说法。“斯”字众解不一，“百斯男”一类结构如何分析，终无确论。
我们认为，解释“百斯男”一类结构，首先要考虑《诗经》的诗歌体裁和诗歌体裁的语言特点；第二，要利用《诗经》中的相似结构和相似虚词(如“其”、“之”、“此”等)加以比较。我们从造两点出发并结合实例分析，认为“百斯男”等结构应释为“百其男”，王引之“斯”犹“其”的解释比较可靠。同时，“百斯男”亦即“斯男百”或“其男百”，是《诗经》中的一种特殊的变式结构。
“斯”作代词犹“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一)《诗经》中“斯”、“其”都见使用，它们都可以作代词修饰限定名词。如：
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大雅·抑》)
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周颂·振鹭》)
其室则迩，其人甚速。(《郑风·束门之墇》)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
(二)《诗轻》中有特殊的“数+斯十名”结构，同时有特殊的“数+其+名”结构。後者也很少见于先秦其他典籍。“斯”、“其”在结构中显然都是代词作定语，词性和作用相同。“数+其+名”结构在《诗经》中凡五见，如下：
女亦不爽，士贰其行。(《街风，氓》)
士亦罔拯，二三其德。(同上)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秦风·黄乌》)
谁谓尔无牛，九十其椁。(《小雅·无羊》)
亲结其缡，九十其仪。(《豳风·东山》)
(三)从“之”、“此”二词来看，遗两个代词在《诗经》中可以作定语修饰限定名词，如“之子于归”(《周南·桃夭》)“生此文王”(《大雅·大明》)。但这两个代词在《诗经》中没有用来组成“数+之+名”和“数+此+名”结构。我们检查《诗经》全部用例，代词“之”作定语，只出现在“之子”这种结构中，与“斯”“其”有一定的差别。“其’’作第三人称代词用作领属性定语，更舆“之”“此”有所不同。《豳风·七月》有“一之日”、“二之日”等结构，其中“之”是连词不是代词，和“斯”、“其”词性不同。就因为“之”不是代词，所以“一之日”、“二之日”不能按下文所说的句型变换方式，变换成“之日一”、“之日二”，而“百斯男”、“贰其行”等是可以这样变换的。
(四)《说文》：“斯，析也。从斤其声。”以“其”作声符。这说明《诗经》时代“斯”“其”二字语音相同或相近，“斯”可用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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