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朴素唯物论者王夫之 目录

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朴素唯物论者王夫之 内容简介

本丛书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十大思想家的生平以及他们的思想理念，萃取了他们的人生智慧，力求尽善尽美地将他们的思想特质呈现在世人面前，使之对现代人有所启发。思想家们的思想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甚至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朴素唯物论者王夫之 节选

《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朴素唯物论者王夫之》：知与行是中国古典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范畴。知指知识、知觉、思想、认识；行指行为、行动、践履、实践。古人讨论知行问题，多从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关系立论，但也包含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直到王夫之，知行才成为比较纯粹的认识论范畴。在中国，知行范畴出现很早。《左传·昭公十年》（公元前533年）有“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说法。古文《尚书·说命》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思想。这就是传统的知易行难。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知行问题，焦点不在知易行难，而在知识的来源以及求知的过程、途径和方法。春秋末期的孔子首先对知识的来源做了回答。他认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生而知之”的观点有知行分离倾向，“学而知之”的观点则表明重视后天学习。同时期的老子提出“不行而知”的观点，说“不出户，知天下”，否认感觉和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战国时期的墨子提出“闻之见之”，肯定感觉经验是认识的来源；并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主张以行测知。不过他所说的“行”也只是一种简单的选取活动。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提出“良知”“良能”说，赋予“知”以人性论的含义，将“知”明确界定为天赋的道德知识和道德能力，使智德与智慧完全同一。苟子则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而知之”的经验论，强调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官对外物的接触，系统的知识来源于学习和经验的积累。他还把“行”引进认识论，对知行关系作了深入探讨。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苟子的知行观是先秦认识论的*高成就。西汉董仲舒提出天意决定论，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内容都是天赋的，认识的目的就是知“天意”。东汉王充坚决反对先验论，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的知识和技能来源于“日见日为”的亲身践履，并主张用“效验”来考察知识、言论的虚实和真伪。隋唐佛学的知行观在中国知行观的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华严宗偏重宗教义理，表现出重知轻行的倾向：天台宗主张止观兼习，定慧双修，表现出知行并重的倾向；禅宗提出“定慧等学”，表现出知行合一的倾向。隋唐佛学的知行观对宋明理学的知行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宋元明清时期出现了多种系统的知行理论，知行问题成为当哲学论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宋代程朱学派首先提出知先行后。如程颐说：“须是识在所行之先”“知了方行得”“人力行，显要知”，始终把知放在首要的地位。朱熹继承和完善了这种理论，提出学问不外乎致知、力行两件事。他经常知行并提，反对“只说践履，不务穷”。同时，他注意到了知行相须互发，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关系。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行。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熹明确提出了“论重，行为重”。陆九渊也主知先行后说，认为认识“不过切己反”，发明本心固有之善。王守仁则提出“知行合一”。反对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就是以代行，合行于知，因而本质上同程朱一样，仍然是知先行后，重知轻行。在反省理学、反思传统的基础上，王夫之建立了由行先知后、知行相资、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等基本思想组成的比较完备的知行统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