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轩墨馀脞录 内容简介

《雅俗轩墨馀脞录》是一部有关俗言俗语的研究札记，共分三部分：杂识脞录、杂考脞录和俗语俗源谈薮。这些有关俗言俗语的杂识杂考有助于读者了解它们的由来，掌握民俗词语和市井熟语的确切词义，体悟民俗文化在语言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有很多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俗语，文章对其源流发展进行了详细追溯，让读者阅读之后，不仅能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雅俗轩墨馀脞录 本书特色

曲彦斌先生多年来醉心于民俗学研究，成果颇丰，是民俗语言学这一学科的首倡者。《雅俗轩墨馀脞录》是他关于民俗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结集，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一方面，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或是辨章阐释民间日用俗言俗语的确切含义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因子，或是考镜厘清民间日用俗言俗语的来龙去脉及其流变，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学术研究价值，对民俗文化的普及与推广也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因为考察对象大都是“磨刀不误砍柴工”“情人眼里出西施”之类的俗言俗语，这些俗言俗语在生活中广泛使用，对于它们的来历人们却知之不多，因此会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作者在解说时穿插了一些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内容生动有趣，语言平易近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雅俗轩墨馀脞录雅俗轩墨馀脞录前言

我若称他为曲彦斌先生，有些见外，显得疏远。他长我几岁，是兄长，称呼曲兄亲切些，没有距离感。他的新著《雅俗轩墨馀脞录》即将付梓问世，要我写序。他的好意我明白，我也领了，但着实让我为难。我生性懒散，无才无能，无文无采，无名无实，况且人微言轻，岂能为他人作序？于是我坚辞，他坚持，几番回合，结果小弟还是要听大哥的，只好写些絮语，以应大哥之命。
与曲兄相识近三十年了。一九八六年的春季，曲兄的**部专著《民俗语言学》的手稿，转到了我的手里，由我来做责任编辑。那时还没有电脑，书稿都是手写的。几百页的稿纸，手抄下来，还是很辛苦的。原稿是手工订合的，很是规整，**印象就很舒服。当我翻开书稿时，更是眼前一亮，字迹工整秀美，书写规范，格式标准，就连修改勾抹，都是一丝不苟，干干净净。从**页到*后一页，都是如此，一看就知道作者是有耐心和定力的人。当然，书稿的内容也是很有价值的。
“民俗语言学”在上个世纪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首倡者即是曲兄。这门学科融汇并运用语言学、民俗学及相关学科理论、方法和材料，对语言、言语和文字这些与社会民俗等民俗文化事项联系密切的对象的形态、规律、源流等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考察研究，从而给予科学的阐释。它不仅建构了理论框架，还具有一定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自它诞生便得到学界的认可，很快得到发展推广。二十多年来，很多相关学术著作发表出版，培养了几批学术硕士，成绩斐然。此后，曲兄有许多著作出版，先后撰写了《副语言习俗》、《中国民间秘密语》、《中国乞丐史》、《中国典当史》、《中国招幌》、《中国镖行：中国保安业史略》、《雅俗轩选集》，主编了《中国隐语行话大辞典》、《中国招幌辞典》、《中国民俗语言学》、《俗语古今》、《行会史》及几套丛书文库，还校注了《杂纂七种》，翻译了《文化人类学史》，等等。丰硕的成果成就了曲兄，让他在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曲兄完全是靠自学一步步前行的，一切的收获都是坚守“冷板凳”、追求“冷趣”的结果，是特立独行的学术兴趣的结果。恰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风俗论·序言》开篇所说：“我研究历史，是为我自己，而不是为公众；我的研究并非为了出版。”我相信曲兄的研究初衷，就是个人的兴趣，并通过这个过程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已。后来的一系列的文字的凝结和出版，就是学术“好奇心”驱使和推动。他无法也不能回头，不管他人的议论与评判，一路向前。因为这门学科及与之相关的学科的沿途风景实在太美了，太诱人了。尤其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披荆斩棘，乘风破浪，冲出重围，挺立涛头之时，那种满足感与成就感，一定荡漾在他的心头，给他新的力量和鼓舞，催他踏上新的征程。我以为对于这样一个不惧孤独，自强不息，坚守自己的“冷趣”的人，应当表达更多的敬佩和鼓励，给他更多的支持，而不是漠不关心，甚至冷言冷语。其实，每个人都是漂在江湖的，本没什么这派那派，也没什么这路子那路子。有人故意划出派别和路子，以示自己的清高与纯正。然而，恰恰相反，客观的事实和理性告诉人们，这样狭隘的内心和狭隘的意识，一点也不清纯，也不会做出什么拿得上台面的学问。
《雅俗轩墨馀脞录》共计收录四十余篇文章，或是辨章阐释民间日用俗言俗语的确切含义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因子，或是考镜厘清民间日用俗言俗语的来龙去脉及其流变。例如《鞋拔子小考》一文，从生活中的小器物入手，挖掘其所寄寓的民俗心理，情理交融，切合实际；《“咬春”、“断春”与“断春”》通过对词语舛讹的考辨，结合节令民俗事项，判断其准确的称谓，条理清晰，有理有据；《“杂嗽”并非“闲言冷语”》对于前人的解说，指谬辨正，给读者一个语词本义的结论。再如，《“二百五”探源》、《“抬轿子”小考》、《门外汉》等，皆有典有源，条清缕析，明白晓畅，不致使人摸不到头脑，更无掉书袋的卖弄。读后对这些词语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楚的了解，获得了知识，解除了疑惑，满足了寻根问底的好奇之心。总之，对于一般读者了解身边事物的由来，了解民俗词语和市井熟语的确切词义及其发展脉络，了解民俗文化在语言中的作用和影响，都是十分有益。虽是短文札记，但学术功力和学术价值还是蛮强的。
由于过去工作的原因，我读过许多既有学术功力，又有精彩文字的好文章、好书稿。这个经历带来两个后果，一是阅读时对这样的文章和书籍有着强烈的偏爱；二是自己的心和手怯得很，不敢动笔，总觉得自己的文字很烂，所以基本上只读不写。这是*初坚辞曲兄要我作序的主要原因。我佩服勤于动笔的人，也尊重他们的劳动，但我也坚持我个人的评判标准。这个集子的文章我大致翻过，在满足我的好奇心，给我教益的同时，如果文章的气场再轻松一些，文字再增加一些文采，说理会更透彻，可读性会更强。我真诚地希望曲兄的文笔，就像他的手写书稿一样漂亮。其实，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每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永远追求的目标。
我斗胆写了以上这些文字，既有不当又有得罪，但都是实话真话。要打要罚，小弟悉听曲兄发落。不过，我想曲兄也是个实实在在的人，不会把说实话真话的小弟，打得太惨，罚得太重。

雅俗轩墨馀脞录 目录

雅俗轩墨馀脞录 节选

《雅俗轩墨馀脞录》：以《随园诗话》、《子不语》等著名于世的清代大学问家袁枚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好名也”。注重名声、名气、名誉，是人的一种美德。不过，无论英名、美名、芳名、威名还是名士、名流诸名人，首先都必须有其自身的名字，否则人群无以分别个体的人，名誉也就没有了着落。因而，中国人历来很讲究取名。屈原《离骚》开篇第三句话便沾沾乐道，“父亲仔细揣度我的生辰，赐给我的是美好名字，名正则，字灵均”。世人讲究取名之道，不止在于它是相互区别的一种简单符号，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标志文明程度的文化现象。依《礼记》所记，古代一般习惯是“幼名，冠字”，即人初生三个月取名，男子至二十岁弱冠成人、女子十五岁许嫁行笄礼时另于名外取字，故有“名字”之说。而且，生前称名，死后之名称讳，对尊长之名亦讳直呼，相互间亦称字而讳名以示尊讳。有些民族取名，是采取父子连名、母子连名或舅甥连名的形式。此外，还有乳名、别名、号，乃至笔名、艺名等，这些均属有关取名、用名的习俗惯制，是一种文化制度。名字蕴含着社会、家庭及个人的文化背景和心理，主要表现为取名的出典、寓意和感情色彩等方面。为此，历代都曾总结归纳了一些取名的方法和程式。《左传》上说，鲁国的大夫申繻总结的五种取名方法是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即参照人的生理特征、天赋意气、身体形貌、假借品物名称或亲缘情形来取名。当鲁桓公姬允的太子出生时，请申繻去取名。鉴于太子出生的时日、地点与桓公偶然相同，于是这位后来的鲁庄公的姓名就叫了姬同。此外，申繻还提出有六项取名禁忌规则，这就是不要以国、官、山川、隐疾、畜牲和器币之名命名。他说，若不注意这些，难免带来用名的麻烦。例如，因晋僖侯名司徒，宋武公名司空，均属以官为名，帝王之名“神圣”不可更易，于是便只好将这两个官职改称为中军和司城。汉语汉字是取用不尽的取名资源，无论何时何种方式，关键皆在于赋予特定的寓意。胡适为二男一女取名的用意，都是对人的纪念。长男名为祖望、思祖，是纪念去世不久的老祖母；次子思杜，是纪念他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杜威；女儿素斐，是纪念好友莎菲即陈衡哲。而且，胡适子侄辈排行用字本是“恩”，但因避讳祖父世恩的名讳而改成了字形相近的“思”。名字是特别的文化符号，取个富有文化内涵的名字，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有意义，切忌轻率随意。此感言之一。老子道，“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取名是为了人际之间的区别，很难设想世人皆无名字状况下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法律保护公民的姓名权不受侵犯，因为它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主要标识。命名者都极愿为被命名人取个吉祥如意、寓意深刻、呼之上口的好名字，于是在此心理作用下出现了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的趋同重名现象。早在南北朝时，南朝梁元帝萧绎就编出了一部中国历史上*早的《古今同姓名录》。清代汪辉祖编的《九史同姓名略》，从《旧唐书》至《明史》九种史书中辑录出同姓名人物29000多个。至民初，彭作桢编的《古今同姓名大辞典》，已收录从上古至1936年403个姓氏的同姓名1600个、56700人。据近年的统计，北京市曾一度同时有13000多人名叫刘淑珍，10100多名王淑珍，10000多名张淑英，8000多名王淑英。在上海，光是1968年至1971年，就有3397个新生儿取名叫王伟，仅1971年11月21日这天就诞生33名。至于不同历史年代取名“援朝”、“文革”、“卫东”、“永红”、“要武”之类的，就更难以详尽统计了。历史上一些望族编制本族谱系行辈用字，就在于避免谱系内各行辈的混乱和重名问题。例如，曲阜孔子家族谱系是由乾隆皇帝确认的“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以及1920年经孔氏第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后续的“建道敦安定，懋修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但是，这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一个泱泱大国众生重名的问题。此外，赶时髦取洋名、怪名，也是时下一种值得关注的潮流。重名给社会生活秩序带来混乱，往往也给个人造成许多不应有的麻烦、苦恼、纠纷；洋名、怪名呢，也因有伤大雅而污染社会风尚。如何规范取名，专家们真就有必要当回事地纳入科学研究视野。政府呢，亦当制订相应法规。长时下去，可是不得了。那么，现在每天都有数万初人人世的新生儿要取名，也只好奉劝为之取名者，亦当三思而后行，严肃认真地力争取个富有一定品位、独具匠心而标新立异的优秀名字，对受名者和社会都负一点责任。此感言之二。……

雅俗轩墨馀脞录 作者简介

曲彦斌，1950年生于沈阳市，原籍山东蓬莱北王绪村，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86年进入辽宁社会科学院从事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术研究工作，是“民俗语言学”这门学科的首倡者。学术研究方面涉猎广泛，现已涉及的研究领域主要有：社会生活史，文化史，商业史，金融史，文化人类学，民间文艺学，等等。著作有《副语言习俗》、《民俗语言学》、《杂纂七种》（校注）、《中国民间秘密语》等30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