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美元-商业管理-经济管理-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内容简介

1985 年的广场协议是“二战”以来国际货币合作方面最重要的范例，其直接目的是扭转美元汇率大幅上升的局面。美元汇率在此前的五年间升值了一倍，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因此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美国商品价格的竞争力下降在国会中引发了规模空前的保护主义，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崩溃的威胁。因此，广场协议的最终目的，是避免一场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贸易战。

“广场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五国集团很快达成共识：全球贸易体系处于风险之中，唯一可行的应对策略就是大幅调整汇率。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美元下跌了30%以上，而日元和马克的升值幅度超过了50%。经过两年的常规时滞后，美国贸易逆差（以及关键的日本贸易盈余）在20 世纪80 年代末收窄了一半。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压力因此消退，没有推行任何重大的贸易壁垒政策，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得以维系。

中国是广场协议的主要受益者，其经济改革始于20 世纪70年代末，并自80 年代非常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五国集团国家间失衡的加剧，尤其是其他四国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原本可能会扰乱世界贸易体系，从而限制甚至破坏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而开放在中国飞速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此外，日元的大幅升值，以及作为汇率调整一部分的韩元及新台币的后续升值，都有助于中国相对一些主要竞争对手提升竞争地位。因此，广场协议纠正的这些失衡，尤其是成功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

《管理美元》是对广场协议的起因、谈判、实施和早期结果的权威分析。英文原版图书出版于广场协议签署三年后，《朝日新闻》前总编船桥洋一先生，基于对112位广场会议参与者的直接采访，分析展示了参与广场会议各方的实力、决策者间的意见分歧以及促进协作式的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对各个方面给出了详细且权威的记录。

这本书曾获得1988年吉野作造奖，对于中国应对当下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有重要的现实和参考意义。

作品目录

推荐序
中文版自序
初版序
前言
第一章广场协议
顺势而为
无纸面记录
干预的政治学
干预过程
阴影
第二章银行家
执行货币政策：协调
执行货币政策：美国单方面行动
执行货币政策：日本行动，联邦德国行动
货币政策协调政治学
第三章单边主义的终结：美国
压力
可能性的艺术
第四章日元的政治经济学：日本
中曾根政治学
大藏省
外部压力
第五章联邦银行准则：联邦德国
波恩和法兰克福
政治文化
欧洲货币体系
第六章东京峰会
加强监督
五国集团对七国集团
冲击
七国集团指标体系的政治学
第七章从两国集团到三国集团
积极的双边主义
日本牌
贝克– 宫泽交易
“德国人的固执”
走向三方体制？
第八章卢浮宫会议
广场协议2.0
“近期水平附近”
干预的政治学
实施财政政策
卢浮宫协议之外
第九章教训
政策协调的标准
从广场会议到卢浮宫会议：一个批判性评价
历史视角
结论
事件年表
缩写表
作者采访的人
档案文件
致谢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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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船桥洋一，一位屡获殊荣的日本记者、作家，在外交事务、美日联盟及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历史问题方面著述颇丰。曾获得被誉为日本“普利策奖”的日本新闻奖。

船桥先生曾于2007年至2010年担任日本《朝日新闻》总编辑，此前先后担任《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1980—1981）、驻华盛顿记者（1984—1987）、美国记者站站长（1993—1997）。他是日本再建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主席，参与监督“福岛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2014年）。2016年，他成为斯坦福大学著名的肖伦斯特新闻奖第一位日本获奖者。

精彩摘录

当时美国有许多人对日本怀有敌意。修正主义者开始出现，他们强调日本制度和文化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截然不同，是一种威胁。我当时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美国在美日两国是同盟的情况下还对日本有着如此大的敌意。我现在明白了，那是追赶者和被追赶者间零和心态的悸动。这是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权力动力学，此间，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和老牌霸主，遭到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崛起的日本挑战，并对日本发起反击。

——引自章节：中文版自序

这样便有了第十一条警告：“如果不加以抵制，保护主义者的压力将导致国家间的破坏性报复进而重创世界经济：世界贸易将萎缩，真实经济增长甚至转负，失业率继续攀升，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将无法确保它们急需的出口收入。”在美国人的要求下，其他各国都表达了在本国抵制保护主义的决心。各国财政部部长对这项承诺是全力支持的。为提升广场会议宏观经济政策对保护主义的打击力度，里根总统于会议次日发布了一项精心安排的贸易政策。总统“贸易政策行动计划”的措施包括：由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针对不公平贸易加强诉讼，为进出口银行设立3亿美元“专项基金”以应对外国补贴，强化产权法律同时推动新一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谈判。美国曾希望在（美国）劳动节O前召开五国会议，以便对国会召开时的保护主义立法进行先发制人式的回击。但会议被安排在几周之后，因为制订计划比预期的时间长，而且很多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已经提前有其他安排。不过，总统的贸易计划连同五国集团在汇率上的动作，还是让华盛顿感到意外。

——引自章节：第一章广场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