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1985 年的广场协议是“二战”以来国际货币合作方面最重要的范例，其直接目的是扭转美元汇率大幅上升的局面。美元汇率在此前的五年间升值了一倍，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因此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美国商品价格的竞争力下降在国会中引发了规模空前的保护主义，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崩溃的威胁。因此，广场协议的最终目的，是避免一场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的贸易战。

“广场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主要的经济体，包括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五国集团很快达成共识：全球贸易体系处于风险之中，唯一可行的应对策略就是大幅调整汇率。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美元下跌了30%以上，而日元和马克的升值幅度超过了50%。经过两年的常规时滞后，美国贸易逆差（以及关键的日本贸易盈余）在20 世纪80 年代末收窄了一半。美国国会的保护主义压力因此消退，没有推行任何重大的贸易壁垒政策，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得以维系。

中国是广场协议的主要受益者，其经济改革始于20 世纪70年代末，并自80 年代非常成功地融入世界经济。五国集团国家间失衡的加剧，尤其是其他四国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原本可能会扰乱世界贸易体系，从而限制甚至破坏中国对世界的开放，而开放在中国飞速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此外，日元的大幅升值，以及作为汇率调整一部分的韩元及新台币的后续升值，都有助于中国相对一些主要竞争对手提升竞争地位。因此，广场协议纠正的这些失衡，尤其是成功遏制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

《管理美元》是对广场协议的起因、谈判、实施和早期结果的权威分析。英文原版图书出版于广场协议签署三年后，《朝日新闻》前总编船桥洋一先生，基于对112位广场会议参与者的直接采访，分析展示了参与广场会议各方的实力、决策者间的意见分歧以及促进协作式的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对各个方面给出了详细且权威的记录。

这本书曾获得1988年吉野作造奖，对于中国应对当下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有重要的现实和参考意义。

作品目录

作者简介

船桥洋一，一位屡获殊荣的日本记者、作家，在外交事务、美日联盟及亚太地区的经济和历史问题方面著述颇丰。曾获得被誉为日本“普利策奖”的日本新闻奖。

船桥先生曾于2007年至2010年担任日本《朝日新闻》总编辑，此前先后担任《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1980—1981）、驻华盛顿记者（1984—1987）、美国记者站站长（1993—1997）。他是日本再建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主席，参与监督“福岛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2014年）。2016年，他成为斯坦福大学著名的肖伦斯特新闻奖第一位日本获奖者。

精彩摘录

当时美国有许多人对日本怀有敌意。修正主义者开始出现，他们强调日本制度和文化与西方的自由民主截然不同，是一种威胁。我当时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美国在美日两国是同盟的情况下还对日本有着如此大的敌意。我现在明白了，那是追赶者和被追赶者间零和心态的悸动。这是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权力动力学，此间，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和老牌霸主，遭到第二大经济体和新崛起的日本挑战，并对日本发起反击。

——引自章节：中文版自序

这样便有了第十一条警告：“如果不加以抵制，保护主义者的压力将导致国家间的破坏性报复进而重创世界经济：世界贸易将萎缩，真实经济增长甚至转负，失业率继续攀升，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将无法确保它们急需的出口收入。”在美国人的要求下，其他各国都表达了在本国抵制保护主义的决心。各国财政部部长对这项承诺是全力支持的。为提升广场会议宏观经济政策对保护主义的打击力度，里根总统于会议次日发布了一项精心安排的贸易政策。总统“贸易政策行动计划”的措施包括：由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针对不公平贸易加强诉讼，为进出口银行设立3亿美元“专项基金”以应对外国补贴，强化产权法律同时推动新一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谈判。美国曾希望在（美国）劳动节O前召开五国会议，以便对国会召开时的保护主义立法进行先发制人式的回击。但会议被安排在几周之后，因为制订计划比预期的时间长，而且很多财政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已经提前有其他安排。不过，总统的贸易计划连同五国集团在汇率上的动作，还是让华盛顿感到意外。

——引自章节：第一章广场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