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现代化丛书：吴虞文录 目录

西化-现代化丛书：吴虞文录 内容简介

《吴虞文录》*初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可以看做吴虞早年的思想报告。本书选目基本参照亚东版《吴虞文录》（1921年10月初版，1929年4月六版），但“附录”部分有较大的变动：原版只附有《吴曾兰女权平议》《吴曾兰孽缘》两文；其《致陈独秀（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日）》作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的附录载于初版《吴虞文录》卷上，《致陈独秀（一九一七年六月）》作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的附录载于卷下，这次一并归在本书“附录”部分；同时，本书新增加《致胡适》《致青木正儿》《吴虞底儒教破坏论》《吴先生墓志铭》亦为“附录”，以期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吴虞及其思想。本书录入排版是以《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为底本的，“附录”中新增的文章也来自于此。为尽可能保留文献原貌计，本书所辑各篇内容一仍底本，只对个别用字做改动。

西化-现代化丛书：吴虞文录 节选

卷上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一九一五年七月）
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
《钩命决》记孔氏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董仲舒云：“孔于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奉。故曰：《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然孔子之修《春秋》，*为后世君主所利用者，不外诛乱臣贼子、黜诸侯、贬大夫、尊王、攘夷诸大端而已。盖孔氏之志，诚如荀卿《儒效篇》所渭“大儒之用，无过天子三公”，宜其言如此。至其所作《孝经》，多君亲并重，尤为荀卿“三本”之说所从出。《开宗明义章》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唐玄宗注云：“言教从孝而生。”其教之*要者曰：“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玄宗注云：“忠孝道著，乃能扬名荣亲，故曰，终于立身。”《士章》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圣治章》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五刑章》曰：“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正义》云：“言人不忠于君，不法于圣，不爱于亲，皆为不孝，大乱之道也。”《广扬名章》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详考孔氏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为能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长，皆能忠顺，则既可扬名，又可保持禄位，居家能孝，则可由无禄位而为官。然孝、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而不利于卑贱，虽奖之以名誉，诱之以禄位？而对于尊贵、长上，终不免有极不平等之感。故舜以孝臻天下，获二女，而巢父、许由不屑为之；孔氏不废君臣之义，而荷筱丈人则讥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视同游民。此又尊贵、长上之所深忌畏恶，而专制之学说有时而穷。于是要君、非孝、非圣者，概目之为不孝。而严重其罪名，以压抑束缚之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自是以后，虽王陵、嵇绍之徒，且见褒于青史矣。“孝乎惟孝，是亦为政”，家与国五分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也。推而广之，则如《大戴记》所言：“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盖孝子范围，禾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析。而君主专制所以利用家族制度之故，则又以有子之言为*切实。有子曰：“孝弟也者，为人之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其于销弭犯上作乱之方法，惟恃孝弟以收其成功。而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贯澈始终而不可动摇。使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
满清律例“十恶”之中，于“大不敬”之下，即列“刁二孝”，实儒教君父并尊之旨。顾其所列“父母在别籍异财”、“居父母丧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父母丧匿不举哀”诸条，僻斤刑律》皆一扫而空之。此则立宪国文明法律与专制国野蛮法律绝异之点，亦即军国社会与宗法社会绝异之点，而又国家伦理重于家族伦理之异点也。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顽固锢蔽之士大夫，虽欲守缺抱残，依据“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学理，尽其三年无改之孝，而终有所不能。何也：吾国领事裁判权所以不能收回，实由法律不良之故。法律之所以不良，实以偏重尊贵、长上，压抑卑贱，责人以孝敬忠顺，而太不平等之故。今年九月，荷兰海牙和平会修改《万国法典》之期，驻荷公使魏宸组电请将民国已颁未颁之法律从速编订，提交该会，加人《万国法典》，以便收回领事裁判权。故使吾国法律不加改正，与立宪国共同之原则违反，则必不能加入；而丧权辱国，独立国所无之领事裁判权，永远不能收回。若欲实行加入，固非儒教之旧义、满清之律例所克奏效，断断然也。
孟德斯鸠曰：“支那立法为政者之所图，有正鹄焉；求其四封宁谧，民物相安而已。然其术无他，必严等第，必设分位。故其教必辞于*早，而始于*近之家庭。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盖资于事亲，而百行作始。彼惟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近于所生，如长年、主人、官长、君上者，将皆为孝敬之所存。自支那之礼孝言，其相资若甚重者，则莫如谓孝弟为不犯上作乱之本是已。盖其治天下也，所取法者，原无异于一家。向使取父母之权力势分而微之，抑取所以致敬尽孝之繁文而节之，则其因之起于庭闱者，其果将形于君上，盖君上固作民父母者电，”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
《庄子·盗跖》篇，直斥孔丘为“鲁国之巧伪人”，谓其“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大揭其藉孝弟以保持禄位之隐衷于天下后世，真一针见血之言。故余谓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
《庄子·天运》篇谓“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盖已深悉儒家标举孝弟之真谛，故意极非之。至《商君书·去强》篇，直谓“国有礼乐孝弟，必削至亡”；《靳令》篇直以礼乐孝弟等于六虱；即宋儒谢上蔡，亦言“孝弟非仁”，合于庄子。此岂皆悉属颛蒙而毫无所见者哉？是故为共和之国民，而不学无术，不求知识于世界，而甘为孔氏一家之孝子顺孙，挟其游猿怒特蠢悍之气，不辨是非；囿于风俗习惯酿成之道德，奋螳臂以与世界共和国不可背畔之原则相抗拒，斯亦徒为蚍蜉蚁子之不自量而已矣！
明李卓吾曰“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而孟轲之辟杨、墨，亦曰：“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仍以君父并尊，为儒教立教之大本。夫为我何至于无君？兼爱何至于无父？此不合论理之言，学者早巳讥之。而今世民主之国，概属无君，岂皆如孟轲所诋为禽兽者乎？使孟轲生今日，当概禽兽之充塞于世界，抑将爽然自悔其言之无丝毫价值也？
或曰：子既不主张孔氏孝弟之义，当以何说代之？应之曰：老子有言，“六亲不和，有孝慈。”然则六亲苟和，孝慈无用，余将以“和”字代之，既无分别之见，尤合平等之亲，虽蒙“离经叛道”之讥，所不恤矣！
说孝（一九一九年十二月）
我读《汉书·惠帝纪》，颜师古在“孝惠皇帝”下注道：“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汉朝的礼仪制度，都是叔孙通所定的。他因为起朝仪，使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都无敢谨哗失礼，把那位大流氓刘邦弄来也晓得皇帝的尊贵，所以把这和礼相表里的“孝”字，拿来做皇帝的谥法，以为天下倡。后来唐明皇就深晓得他这种妙用，你看明皇《孝经》的序内说道：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由此就忠孝并用，君父并尊，教立于家，效著于国了。所以有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集解》说：上，是凡在己上的。孝弟的人，必然恭顺，犯上必少。程子说：孝弟是顺德，所以不好犯上，自然不会有逆乱的事。就这样看来，他们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孝字的大作用，便是如此！
何以说礼与孝是相表里的呢？《大戴礼·礼三本》篇说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把宗祀先祖和隆君师同认为是礼的三本，是孝与忠与礼，都算是一气相连的。又《大戴礼·曾子大孝》篇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把《大孝》篇载在《大戴礼》内，也就可见孝与礼是相表里的。并说事君不忠，就是不孝；战阵是与君主争城争地，若果不奋勇尽力，也算是不孝。这个孝字的范围越发推广，不但是以孝行而言，简直是人生百行的动机了。《礼记·曲礼》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他讲礼的作用处，和《大孝》篇都有互相补助的地方。所以《孝经》说：孝为天之经，地之义，德之本，教之所由生。看得非常重大。其实他们就是利用忠孝并用、君父并尊的笼统说法，以遂他们专制的私心。君主以此为教令，圣人以此为学说，家长以此为护符。却怕有人看破他们的手段，揭开他们的黑幕，于是又把严厉囫囵的话来威吓压制一般在下的人，说是：五刑之属三干，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这因为以礼教孝，有时而穷，又拿刑来补助礼的不足，孝与礼相表里，礼又与刑相表里了。
我不明白三千的刑，何以不孝的罪便独自这样的大？《正义》说：君命宜奉而行之；敢要之，是无心于遵上。圣人垂范，当须法则；今乃非之，是无心于法圣人。孝者百行之本，事亲为先；今乃非之，是无心爱其亲。卉木无识，尚感君政；禽兽无礼，尚知恋亲；况在人灵，而敢要君不孝？这种解释，纯是片面的说法，模糊笼统，太不分析，徒养成君主圣人家长的威势。以家族的基础为国家的基础，人民无独立之自由，终不能脱离宗法社会，进而出于家族圈以外。麻木不仁的礼教，数千年来不知冤枉害死了多少无辜的人，真正可为痛哭呀！
孝字*初的意义，是属于感恩。《论语》：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三年之丧，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从这个意思说来，是因为当儿子的非三年不得免于父母．的怀抱，所以父母的丧也必以三年去报他，如买卖之有交易一样。所以孔子又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集解》说：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不得为孝。因为要报恩，所以要行三年的丧；因为行三年的丧，于是三年也必不能改父之道；章淳、高拱就利用这种邪说起来了。父母的丧，是孝之*重者。要行孝道，于是子而若为官吏，往往因有三年丧服的原故，必须抛弃一切；而孝心深重的人，在这三年中，又有设庐于墓侧，全废其职业，止为悲哀以送日的；其结果如何，却多置而不问。这类孝行，既为人所尊重，于是虚伪的也就因此发生，以沽一时的称誉。如《后汉书·陈蕃传》载：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陈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据此看来，宰我、墨翟，都主短丧。近日胡适之君主张用《易传》“丧期无数”的古礼。他主张的理由，真是透辟极了。
孝之意义，既出于报恩，于是由“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理由，必自孝而推及于养。所以孟子说，不孝者五：“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五项之中，说养的就有三项。孔子也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可见孔子、孟子时候，讲孝道的人都是以养为主了。所以郭巨的妻产男，怕养男有妨供养，乃命妻抱儿，欲掘地埋之；刘向把他列入《孝子传》内。郭世道事后母，勤身供养，妇生男，夫妇共议，养此儿所费者大，乃瘗之；萧广济把他列入《孝子传》内。殷恽得瓜果可啖之物，怀持进母，未尝先食。陆绩怀桔堕地，袁术曰：“陆郎作宾，而怀橘乎？”绩答曰：“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都在孝子之列。可见以养为孝，不但孔子、孟子时候已成为习惯，就由古至今也都是如此。所以礼说：“孝者畜也，畜者养也。”都以孝字作养字解了。
由孝养之意义，推到极点，于是不但做出活埋其子、大悖人道的事，又有自割其身，以奉父母为孝的。赵士麟的《汪氏孝友传》说：汪灏父患血病，灏刲股和药进，血止而霍然加健。父足患疮，其弟晨为父割左股，炼末敷之，愈。其后父疾大作，灏再割右臂以进，弗瘳，欲割肝，母夺刀泣守之，父遂卒。这类事实，历史及现在社会尚不为少，政府且从而褒扬，文士亦为之歌诵。孝养的方法，也算得淋漓尽致，——却由今日看来，真是糊涂荒谬极了。
《孝经》既说：“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又说：“为之宗庙，以鬼享之。”因为要承先祖、共祭祀，必须子孙绵延，是为人生*大之义务，所以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非有后不可，所以生子不待成年，已有家有室。因有后之必要，妻苟无子，即犯“七出”之条，而纳妾的制度，又因之而起。生男则寝床弄璋，生女便寝地弄瓦。男女的贵贱轻重，都由于能为后不能为后的关系，而溺女之风气又因之而起。男女的人格，初生便有不同，于是又置为妻的女子于*劣弱的地位。所以《礼记》说：“子宜于妻，父母不悦，则出之。子不宜于妻，父母苟曰：‘是善事我。’则子当礼之终身。”因为男子娶妻，乃是求有后，有后所以免不孝的罪名；然而一方面妻如不宜于父母，男若容纳他，这不孝的罪名，还是不能免。这样看来，男子娶妻是一方面为父母娶的，一方面为子孙娶的，自己全不能做主，那自由恋爱的婚姻，更说不上了。这种主张，便生出以下的几种大病来了：（一）以有后为孝，凡无子的人，无论他有养育子女的智识能力与否，都必不可不养子。（二）以有后为孝，凡无有养妻子的财力，早已娶妻，使数千万男女常陷于贫困，辛辛苦苦，苟全性命，以度无聊的生活。（三）以有后为孝，即必行一夫多妻和蓄妾的制度。（四）因崇拜祖先而以有后为孝，遂流于保守，使四万万人做亿兆死人之奴隶，不能自拔。
就这样看来，孝的弊病是很多很大的了。讲片面的孝，“父母在不远游”，美洲就没人发现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朝鲜就没人闹独立了。“不登高，不临深”，南北极就没人探险，潜艇飞机也就没人去试行了。
讲到父子的关系，我也不敢像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的话，却也不认儒家所主张种种的孝道。我的意思，以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同为人类，同做人事，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从前讲孝的说法，应该改正。新刑律四百一十条，不见一个“孝”字。我今天却说了一大篇，是与不是，且请大家下一个批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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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现代化丛书：吴虞文录 作者简介

吴虞（1872？-1949）四川新繁（今新都）人，字又陵、幼陵，号爱智。早岁肄业于成都尊经学院，戊戌维新时始求新学，在成都以教学馆为生，曾参与创设溥利公书局。1905年赴日求学，入法政大学。1907年回国，任成都府立中学等校教员。一度主编《蜀报》。辛亥革命后，曾加入共和党，兼《四川政治公报》主编，后著文反对袁世凯称帝。之后在《新青年》撰文对封建孔教予以严厉抨击，因而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917年应柳亚子之邀加入南社。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校教授。1933年被迫去职。此后退隐，卒于成都。著有《吴虞文录•别录•日记》、《秋水集》，编选有《国文选录》，《骈文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