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人文社科-文化科教-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 目录

一初人“藏彝走廊”记
二茶及其“他者”
三“中间圈”——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
四费孝通与“桃花源”
五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
六差异与关联
——从汉、藏、彝三个文本中的“生死观”看比较人类学
七文明在周边——“藏彝走廊”、“中间圈”与关系主义民族学
八从弗思的“遗憾”到中国研究的“余地”
九“中间圈”与罗马神话之外的社会科学
主要参考文献

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 内容简介

作者在从事了大量的人类学理论与东部经验研究之后，顺着费孝通先生在有关“藏彝走廊”的论述中指出的线索，进入西部，在漫游的过程中，书写了一些随笔与论文。本书可谓作者有关西部人类学论述的选编。
书取名《中国圈》，这一概念所指，既与“中外”之间的地带有关，又与中国民族学惯常研究的某些介于“我与非我”之间的区域有关。借“中间圈”，作者思考了社会科学中诸如“社区”、“社会”、“文化”、“民族”、“国家”、“族群”等诸多政治一学术地理“单位”的局限性，借助“关系主义民族学”对社会科学加以反思，强调动态地研究人、物、事的特殊价值，探索对这一“民族学类型”有益的“非罗马神话式”，亦即“非西方式”社会科学之可能方式。副题有“藏彝走廊”与“人类学”两个概念，前者也来自费孝通先生，后者则无疑是指一门与民族学的关系既暖昧又紧张的学科。
民族学在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里所处的尴尬位置，及国内“主流”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民族学的漠视，是作者展开其论述的大背景。作者指出，民族学若要拥有社会科学的一般特性，便要破除其自设的种种观念疆界，在历史人类学的东西部结合研究中，借助“中间圈”的意向，拓展自身视野，使民族志表述中的“当地事实”与作为文明体的中国相关联；而“主流”社会科学研究者若要使其论述“代表中国”，则亦有必要认识到，西方社会理论的“一族一国论”及“法权中心主义”，都难以解释作为文明体的中国，也因此，“主流”社会科学面临着民族学的挑战。

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 节选

作者在从事了大量的人类学理论与东部经验研究之后，顺着费孝通先生在有关“藏彝走廊”的论述中指出的线索，进入西部，在漫游的过程中，书写了一些随笔与论文。《中间圈》可谓作者有关西部人类学论述的选编。
书取名《中国圈》，这一概念所指，既与“中外”之间的地带有关，又与中国民族学惯常研究的某些介于“我与非我”之间的区域有关。借“中间圈”，作者思考了社会科学中诸如“社区”、“社会”、“文化”、“民族”、“国家”、“族群”等诸多政治一学术地理“单位”的局限性，借助“关系主义民族学”对社会科学加以反思，强调动态地研究人、物、事的特殊价值，探索对这一“民族学类型”有益的“非罗马神话式”，亦即“非西方式”社会科学之可能方式。副题有“藏彝走廊”与“人类学”两个概念，前者也来自费孝通先生，后者则无疑是指一门与民族学的关系既暖昧又紧张的学科。
民族学在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里所处的尴尬位置，及国内“主流”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民族学的漠视，是作者展开其论述的大背景。作者指出，民族学若要拥有社会科学的一般特性，便要破除其自设的种种观念疆界，在历史人类学的东西部结合研究中，借助“中间圈”的意向，拓展自身视野，使民族志表述中的“当地事实”与作为文明体的中国相关联；而“主流”社会科学研究者若要使其论述“代表中国”，则亦有必要认识到，西方社会理论的“一族一国论”及“法权中心主义”，都难以解释作为文明体的中国，也因此，“主流”社会科学面临着民族学的挑战。

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 相关资料

一初入“藏彝走廊”记
峭壁阴森古木稠，
乱山深处指龙州。
猿啼鸦噪溪云暮，
不是愁人亦是愁。
宋人邵稽仲的《龙州故城》充满凄凉。如今去龙州（平武），情景绝非如此。猿啼鸦噪不再，而“峭壁”和“乱山”，气氛虽依旧浓烈，但却给人不同以往的感受。
费孝通与白马人
不同的人去一个地方，有不同的目的；我去平武（龙州故城），是去寻找一段旧事的起因。1978年9月1日那一天，构成了那段往事的起点。
那天，“右派”帽子还没有被摘掉的费孝通先生，得到一次在全国政协民族组做一次题为“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①的发言机会。时年68岁的费先生，历尽沧桑，风华却不减当年。他以其独特的平实语调，阐述了自己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遗留的三方面问题的看法：①台湾和西藏、华东南部尚没有条件进行实地调查的地区的少数民族；②一些“尚未作出结论的识别问题”；③一些“已经识别过而需要重新审定的问题”。四川深山，费先生没怎么去，但他神游于那里的“平武藏人”中，用清晰的语言表达晦涩的意思：这个被识别为藏族的群体，在族属（今日学者所谓的“族群性”）方面存在着值得关注的学术认识问题。
谁是“平武藏人”？
翻开清道光《龙安府志》，在卷二《舆地·图考》部分，我们从几幅地图上看到，那是个沟壑纵横的地方。平武县图描绘一座恢弘的城池，其内部秩序严整，土司衙门、学府、庙宇在大致南北坐向的城市内，把守着各自的空间。在城墙外面，有“火溪沟番地”、“白马路番地”等。
所谓“番地”，便是包括费先生提到的白马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当时，白马人有数千人，除了生活在四川平武县的那些人外，在甘肃文县也有他们的同胞。
历史上，平武白马人受土司、番官、头人的统治。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他们的聚落，不少当地人被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误当“赤匪”杀害，剩下的五百余人，隐族埋名，依附于松潘藏族大部落，与附近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一起被称为“西番”。1951年，川北行署派民族工作队访问该地，听该地上层说，他们是藏人，所以将之识别为藏族。1964年国庆，白马少女尼苏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主席问她属于哪一族，她激动得说不出话，别人代答“是四川平武白马藏族”。从此，“平武白马藏人”成为这支族群的族称。②
关于白马人的族属，费先生说：
从祖辈传下来的史实和现实情况都说明他们既不同于阿坝州的藏族．又有别于茂汶的羌族。据最近调查，他们自称“贝”，语言和藏语之间的

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 作者简介

王铭铭，人类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曾在所著《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1997）等作品中，阐述海外汉学人类学的历史面貌，在《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1998）、《逝去的繁荣》（1999）、《王铭铭自选集》（2000）、《草根卡里斯玛》（英文，2002，合著）、《走在乡土上》（2003）、《溪村家族》（2004）等作品中，以闽台方言一文化区“家乡人类学”田野考察为焦点，论述乡土中国的历史经验与现实问题；在《人类学是什么》（2002）、《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2005）、《经验与心态》（2007）、《西方作为他者》（2007）等作品中，探讨人类学的文化定位与普遍价值；在《漂泊的洞察》（2003）、《无处非中》（2003）、《心与物游》（2006）等学术思想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