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票证故事 目录

上海票证故事 内容简介

票证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又是一定时代的见证，小小方寸之间，包含了许多丰富而广泛的社会内容。本书主要以上海地区的票证为例，分“票证纵横”、“票证安民”、“票证泛滥”、“票证消退”四章、通过一个个生动，具体的与票证有关的社会故事、真切而深刻地反映了上海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书中配有品种丰富的上海老票证图样，图文并茂，足资欣赏。

上海票证故事 节选

**章票证纵横一、*早发“粮本”的是秦始皇什么叫票证？据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的“票证”条目解释，票证就是：“由有关部门发的购买某些物品等的凭证，如我国曾经使用过的粮票、油票、布票等。”票证不是现代才有，也不是共和国成立后才出现，而是古已有之。因为过去没有专门的记载和研究，今天人们只能从历史相关资料中追寻其踪迹。“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历代王朝对此一向重视。中国*早是在秦朝出现了票证，这就是类似于粮本的“食者籍”。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仓律》载：“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大（应是太字）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这段话大意是：各县太仓（粮库）上报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和其他费用，就与每年的账簿同时缴送，都官应在每年结账时核对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这就说明了秦朝统一中国后，人民（至少一部分人）的粮食由国家分配，发给食者籍，并凭此到粮库领取粮食。这“食者籍”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计口给粮的粮本。历代王朝对有功之臣“赐金（即铜）百斤，粮千石”，这些赏赐都不是当场发给实物，而是皇帝下旨由户部出具凭证交给受赏者，向国库领取。这些凭证就是领物票证。说到粮食票证，无论是本子（籍）形式或单片票、券形式，*初发放、使用的对象主要是上层社会的贵族、权臣，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流通的扩大，发放、使用票证不断从上层社会向民间演变。到了宋朝，所发放和使用的“粮票”可以说*典型*广泛，它的性质和功能基本上已接近现代粮票。我国古代粮食的生产和需求，地区之间很不平衡，南方地区盛产谷物稻米，粮食富庶，北方地区产粮不多，有的地区甚至不产粮食。北宋，为了鼓励商人南粮北运，政府招募一些商人贩运粮食，并在边境地区设站收购粮食。按市价收购，但结算不付现金，而是发给等额的一种叫“要券”、又称“交引”的代金券，贩粮商人拿到“要券”，可以到京师开封或东南各地换取食盐、缗钱（金属铸钱）或其他如药材、香料等物品。另外在军队中也发行“要券”。军队的“要券”分两种：一种是对内地军士发放的叫“熟券”；另一种发给边境卫戍军士使用的叫“生券”。这两种券都是定额领粮券，所不同的是“熟券”所领到的粮要比“生券”所拿到的粮多一些。“要券”的发放起到了三个作用：一是促进了商品特别是粮食的流通，平衡了粮食产需矛盾；二是稳定了粮价，有利于安定民心；三是方便了商人，保障了经商安全。过去，大批量粮食交售，换来的是大量现金（铸钱），沉重、显眼，途中携带很不安全，如今采用要券，便于携带，具有上述三个作用的优点，故而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从此，“要券”的发行和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从边区扩大到其他地区和其他商贸活动。根据文字记载，中国自秦代以来，历代政府都建立粮库（太仓），逢到灾荒之年，就开仓赈济。不过在手续上并不是一听到饥荒，就立即把粮食送下去，直接发到饥民手里，而是要经过报灾、勘灾、审户（确定受灾程度、受灾范围、划定灾情等级、地区和受灾人口）作出决定后才核定放粮总额，开仓拨粮，调运到受灾地区，这中间要经过很多手续环节。就是粮食到了灾区也不是见人就给，要多少给多少，而是按照户籍计口发票，凭票给粮。宋朝赈灾发放的票证有两种，一种是谷票，另一种是粥票。粥票是临时急赈，面对的灾区已是饿殍遍野，很多人都是奄奄一息，于是采取临时施粥急救，排队发票，一人一票，一张票一勺（或一碗）粥。“谷票”刚县按户计口发给定量票证。赈济施粮还见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有施粥，就像《锁麟囊》中卢府施粥的场景一样，施舍米粥，直接发给饥民。这是一种情况。也有发放赈灾米票，票上注明使用时间和领米地点。如图，图中米票印有“凭票给白米贰升正，在无锡周新镇慎余堂本仓厅领取，期至明年二月底为限，宣统二年十二月日给”，下具“慎余堂周”。很明显，这是地方民间富户发出的一张赈济定额粮票。二、“官酱园”的由来解放前，无论城市或者乡镇，街上的油酱店或者酿造坊，门墙上都有一个大大的“官”字，有的在石库门粉墙上写着“官酱园”三个字，白底黑字，字体大得占满了整个粉墙，每个字足有一人多高。像20世纪30年代，曾被称为上海酱油大王的张云逸开设在福建路张崇新、新闸路酱园弄（在今黄河路）张振新和南市张鼎新酱园，“官酱园”三个字其面积要超过招牌字好几倍。西藏中路芝罘路（近北京路）转角处有一家万康宏酱园（也是张云逸开），“万康宏”三个招牌字写在门楣上字体不大，并不醒目，“官酱园”三个字顶天立地占了整个石库门墙，东西南北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的顾客，里许之外都能看到。酱园前面为什么要写个“官”字，“官酱园”三个字为什么要写得特别大呢？说来话长，这就牵涉盐的经营问题。盐，仅次于粮食，同样是人人要用，在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用必需品，盐的生产和交易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早在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桓公，兴盐铁之利，国家对食盐的生产、销售和买卖加以管理，开中国食盐税法之始。齐国于是富强，称霸诸侯。秦统一中国后，盐税均由诸侯王国征收。到了西汉，汉武帝为了北部边疆的防御，实行食盐专卖制度，全部官运官销。宋神宗时，东南地区实行盐钞法，商人向官府进货购买盐，先要拿现钱向官府购买“盐钞”，凭钞向盐仓领取盐。“盐钞”就是凭以领取食盐的“票证”。为什么不用现钱直接购买食盐而先要买钞，凭钞取盐？原来，国家向老百姓销售的食盐，要收取“盐税”，为了保证这项税收不漏，规定商人购盐贩盐先要购钞，凭钞领盐，这样，在盐还未到消费者手中，税就全部收缴了。盐钞既包含盐的“价款”又包含盐税。*初，盐钞的印发数量是同盐产量衔接平衡的。但是商贩购买盐钞与提领盐有一个时间差，这就是说在同时间卖出的盐钞数量大大地大于提走的食盐数量，这就给官方提供了一个聚敛的门道，增发盐钞，逐步发展到滥发盐钞，使钞与盐严重地失衡，盐商买进盐钞往往提不到食盐。结果便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政府发行的盐钞在盐商中失去了信用，盐商贩盐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二是盐价提高，官方在盐的经营中可以获得极为丰厚的利润（即暴利），这就鼓励了盐民（制盐者）私卖（卖私）、消费者买私（盐）。所谓私盐，就是盐民煮就的食盐不缴官府，直接流人市场销售。这招致朝廷采取更严厉的手段管理食盐流通。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蔡京创行“盐引法”，用官袋装盐，限定斤重，封印为记，一袋为一引，编立引目号簿。商人缴纳包括税款在内的盐价款领（买）“引”，凭“引”核对号簿支盐运销。这“引”是固定重量，印明官府标签，并有封口印记。不是这种袋（引）装的盐，不是官方卖出的，就属于私盐，官方就要缉私。这项措施推行之初确实大大限制了私盐的流通，但为时不久就受到破坏，因为大量的“走私”食盐都是官商勾结，由管理盐场的盐官流出来的。朝廷推出办法限制“卖私”、“私卖”，人们总有办法来破坏这种限制。譬如原来盐引法规定：“引分长引短引。长引行销外路，限期一年；短引行销本路，限期一季。到期盐未售完，即行毁引，盐没于官。”盐官同商贩勾结，就会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搞提前售完，把“引袋”的盐分散到油酱酿坊（大的酿坊多数由盐商开设），让大量“引袋”腾出来，回到盐场再装散盐，打上封口、日期，又可大大方方运输出来。“引袋”反而成为“私盐”的护身符。这时，官方又想出了一条控制零售渠道的办法，即卖盐的商店必须申请政府批准允许卖盐的执照。于是，食盐的流通全部为官方所控制，形成官买官销（类似现代的统购统销）的体制。盐民生产的盐，全部官买，商人贩卖先要向官方购买包括税款在内的代价证券（盐钞、“交引”），凭票证提货、流通。凭专卖执照销售，没有票、证、执照，贩运、销售的盐一律被视为私盐，买卖双方，一经发现，严惩不贷。因此，一些得到执照获准经营的商店，为招徕生意，消除顾客疑虑，就在门墙上刷上“官酱园”三个字，其意思就是告诉顾客，我们这爿酱园是官办、官营或者是官方允准，出售的是官盐不是私盐。油、盐、酱、醋是开门七件事中的四大件，天天要用，每餐**，属于家庭主妇当家之物。因此日常需要到酱园零拷、零买油盐酱醋者大都是家庭妇女或由她派遣的孩童。在旧社会，劳动妇女、孩童多数都未读过书或者读书不多，识字很少，他们上街购物往往认的是商店门前的标记。这就是在油酱店作为店标的“官酱园”三个字特别大的重要原因。由于盐的经营管理制度长期以来一直是官买、官营、官销，买券（钞）购盐，凭证运销，不同的年代，看似有些变化，实际上也只有形式和叫法上的不同。譬如，官销有时被称作“专卖”，那么谁在专卖，进一步了解，原来是国家专卖，这就与官营在性质上并无不同。由于官买、官营、官销这个根本性的购销体制未变，所以“官酱园”三个大字也长期留存，一直到建国后的1956年，经社会主义改造，私营企业都已公私合营，这三个字才失去意义，从此油酱店门前再也见不到它们的踪影。